奥斯卡最佳声音《利益区域》声音制作与同期录音

随后出现的画面是令人愉快的，展现了一个年轻的德国家庭在田园环境中度过一天，为电影的其余部分定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基调。通过影片传达给观众的是，这个家庭由历史上实际真实的纳粹指挥官Rudolf Höss、他的妻子Hedwig和他们的五个孩子组成，而他们庄严美好的家园和妻子最爱的“天堂花园”紧挨着奥斯维辛死亡营的围墙。纳粹分子Höss正在策划和监督毒气室的建造，这以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毒气室杀死了近一百万犹太人，而毒气室挨着他们的家，只有围墙分割。

此后，电影分裂成两部分。正如导演Glazer所解释的：“有你看到的电影，也有你听到的电影。”虽然视觉元素——Glazer向《卫报》描述为“纳粹家中的老大哥”——主要关注于家中日常的琐事，纳粹分子及家属们对隔壁的暴行漠不关心甚至开玩笑，但声音在影片里却讲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不同故事。

Johnnie Burn

Burn——还参与了《 不（Nope）》和《可怜的东西（Poor Things）》的声音设计（23-24年另一部在戛纳、奥斯卡等强力获奖的影片）——加入制作团队时感受到了压力。他说：

这部电影的配乐由Mica Levi创作——她也负责格拉泽上一部电影《皮囊之下》的配乐——但配乐的使用相当节制；相反，非音乐的声音设计最为突出，它重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声音，主要由声音总监与声音设计Johnnie Burn来创作，由Tarn Willers混音。我们听到纳粹人Höss一家忙于日常事务时从营墙后面传来的声音，与电影的主题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有囚犯们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警卫们侮辱性的叫喊声，还有枪声。还有我们所知道的毒气室和不停运转的火葬场的令人不安的机械轰鸣声。暴力和谋杀都没有在屏幕上呈现，留给观众想象去填补真正发生的可怕空白。

如果Höss家庭生活的部分被设定为扭曲的幻想（Burn回忆说，拍摄这些家庭场景的剧组成员问导演Glazer：“你什么时候拍那些不好的事情，这是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吗？”），那么声音将揭示故事的真相。接下来是艰苦的研究工作，以便能够实现Burn和Glazer对这“两部”电影的设想。

声音的起点是所有基础的东西，比如确保摩托车的声音是那个时代的，以及鸟类和蜜蜂的声音符合季节和地点。Burn阅读了许多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证词，并访问了波兰集中营遗址上的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州立博物馆中未发表的声明和文件。

作为他为这部电影创建的音效库的一部分， Burn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录音，这些录音需要能够传递出可信的恐怖印象。然而，他解释说：

“绝对是的，”声音总监Burn说，“如何把握声音的程度是一个艰难的界限，花了大约三到四个月的时间来校准它的隐忍和起伏。但每次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小时左右的内容，就必须从头开始看电影。肯定有时候我们的声音太多了，我们大约在电影结束前两三个月才引入了集中营机器的持续声音，但我们发现它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简写，可以代替我们拥有的许多其他可怕的声音，它允许我们去掉任何那些过于耸人听闻戏剧性的东西。”

在这时由Levi创作的完整配乐也被大量删减，原本想在自然主义声音之上加入更多抽象声音的想法也被放弃，除了在几个超现实、梦幻般的黑白场景中，一个小女孩为囚犯藏水果等等。这是因为考虑到电影声音的纪录片性质，“我们觉得那样戏剧性的去做就像是在说它并没有真正发生过，”Burn说。

通过声音创造真正令人不安的观看体验在电影史上显而易见。想想《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最后场景中宇航员鲍曼的氧气嘶嘶声和恐慌的呼吸声；或者《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中餐馆场景的噩梦般的设置，神秘人物从墙后出现的跳跃式惊吓似乎将周围的声音吸入了真空。Burn引用了另一位David Lynch的电影《橡皮头（Eraserhead）》，其中最具影响力和令人不适的声音设计之一是持续的嗡嗡声和不断变化和回响的音高，使观看变得真正令人困惑和不适。

还有一些电影中，平凡的日常噪音可以变得令人毛骨悚然，比如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令人难忘的声音包括靴子在人行道上缓慢移动的声音，以及一扇吱吱作响的门在不受欢迎的揭示前慢慢打开的声音。同样，“正常”的声音在低保真恐怖经典《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中也产生了可怕的效果。在关于一个跑步者在白天穿过公园的电影中听到浅浅的呼吸声和脚下的树叶沙沙声不会引起恐慌，但在一个原始伪纪录片式的鬼故事中，这种声音会让观众感到真正处于黑暗中。这种声音会让想象力疯狂地运转。

声音确实能真正让我们感到不安，而且它的效果在某些方面比我们所看到的更直接，正如Burn所解释的那样。

这是一部令人难以忍受的电影，Burn和几个人在电影的后期制作方面工作了几年，放置了所有可怕的东西，他们自己的心理也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为了实现高质量的声音录制，同期录音师Tarn Willers与声音总监Johnnie Burn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线麦克风设备。“我们在演员身上放置了无线麦克风，并在拍摄场地内和花园的几个关键位置放置了固定麦克风。

我使用了Lectrosonic的SMB和SMDB发射机。我还为一些固定Plant麦克风配备了HMa发射机。我的SRb接收器安装在Octopack中。

在拍摄场地外的花园墙边上，我们设置了一个伪装成警卫室的集装箱。那个集装箱里有我、包括我的接收器的所有录音设备、导演Jonathan Glazer和他的监视器，以及视频拍摄设备。”

在由麦克风组成的这一整套系统中，演员们有时会进行长时间边走边对白的表演。“例如，”同期录音师Tarn Willers说，“从卧室走下楼梯，穿过厨房，走到花园里。”

好在现在的数字无线技术比以往都要强大，几乎始终能接收到清晰、无中断、无干扰的音频，Tarn Willers简洁地回答：“是的，整个系统设置非常有效。它必须如此。”

在一个家庭独木舟旅行的场景中，Tarn Willers把他的SMB放置在离水面非常近的位置，这是其他混音师不敢轻易尝试的。“在独木舟内部的边缘，有一个狭小的空间可以隐藏设备。

“我在SMB发射器上放置了五个麦克风。虽然防水包会更安全一些，但为了避免穿帮，我只是用保鲜膜把它们包了起来。尽管拍完我们马上检查，有一点水渗了进去，但整个拍摄过程中发射机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有些麦克风由于拍摄过程中的碰撞损坏了，但发射机完好无损。”

对于导演Jonathan Glazer以及整个演员团队、声音和后期制作团队来说，Tarn Willers和无线设备技术的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整部电影中几乎没有使用任何ADR就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