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兰遭遇了声音的“滑铁卢”！《信条》的声音你怎么看？

RK：我们必须想出一些其它的方案，因为，举个例子，一个倒转的枪声没有影响力，没有瞬变，就一点也不令人印象深刻，或者听起来都不像是枪声。这只是一个衰减的声音，然后渐强，最后停止。所以那没用。我们试图接近它，好像一个倒转的物体或动作发出的声音也受到我们前进的物理影响。

换言之，就是认识到我们是站在谁的角度，并把这个角度的物理学应用到我们所听到的东西上。因此，比如说，当主角是时间倒转的时候，走出仓库下的码头，进入汽车里，他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扭曲的。

我想我们都是在琢磨这个未知领域，它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什么是时间？什么样的时间是真实的？我发现这很有趣。在物理学中，唯一决定前进方向或者说时间流向的东西就是热传递。

热总是从暖的部分传向冷的部分，它从不独立于外力而向另一个方向前进。这就是为什么当主人公的车炸了之后反而被冻结，因为他的时间流向是朝相反方向前进的。

但我不想给人留下那种我们穿着实验室外套、用计算尺之类的工具做出声音的印象；我们对这部电影的声音很感兴趣，试图让它变得更酷更令人兴奋，并做一些声音编辑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的音效团队Michael Mitchell、Randy Torres、Joseph Fraioli和Mark Larry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真的是一整个团队的努力。

我们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和城市现场录音，不仅仅是普通的欧洲或北欧城市，还有一些特定的地方，我们想要从印度、北欧和英国所有这些地方传来的美妙声音。我的朋友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就在当地为我录音。总之，这是一个很棒的项目，非常有趣的工作。

RK：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坐下来谈过这部电影的声音。在他开始拍摄之前，我们进行了几次简短的交谈，他给我分享了当时的想法。等我有了他们拍完剪好的关于时间的场景之后，我就试着去做了。我收到的部分我就去做声音，然后把它送到画面部门。之后诺兰还会给我做一些批注，这就是我们通常的工作方式。我只是开始尝试，并给他发做好的声音听。

我没有用任何理论或哲学的方式去和他讨论问题，也没有去总在思考适用于电影的规则，我只是开始去做了。如果我走错了路，诺兰会告诉我的；而如果我走对了路，我就不会收到任何回复。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工作方式，因为他想从所雇佣的人那里得到最好的效果，而不是我们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他想要最好的想法，然后从这些想法中，选择出自己喜欢的想法。他每走一步都很投入，可以说他最终也是他自己的电影的声音设计师。

但我肯定很早就开始研究时间倒转后的声音了，只是想弄明白它们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我们尝试了直接反向的声音线。正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还有一些具体的声音我们一直工作到结束，想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如爆炸声。我们真的是想找到一些其他的感觉，可以将声音先排除在外。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过程，因为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真的只是凭直觉。幸运的是，我们有很长的时间去做混音。我们有时间接受自己的想法，可以更好地完善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在最终版本之前，我们做了几个临时版本的混音，音轨也随之变化。我想，在混音结束时，我们已经探索过了我们每个人能想到的每一条道路。

RK：我们录下了追车的车辆、一些武器的声音，还有数不清的稀奇古怪的声音。

我们的DIA/ADR总监戴夫·巴赫（Dave Bach）录下了外面所有的人声，听起来很棒。在疫情封锁之前，我们做了大部分的音效和集体录音，回顾过去，这真是非常幸运的。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的朋友们在海外为我们做了很多录音。比如Eilam Hoffman录下了F50双体船在怀特岛附近击溃时的场景。

我们不需要发明一卷又一卷时间倒转的胶卷，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具体的声音编辑，在那里你试图定义并明确所处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地区。

在萨托的游艇上有几个场景，我们在一个较低的甲板机械舱里，那里可能有发电机或其他设备在运转，你可以通过船体什么的听到船头推进器的声音。在一个机械舱的空间里，你真的很想听到那种声音，或者说你想要那种感觉。你几乎可以闻到热油的味道，听到机器运转时金属板发出的卡嗒卡嗒声。我们试着用一种多意义的方式，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声音，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镇，每一个角色所处的环境都能被感知，这是基本的声音编辑，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做的。

但在我对声音的体验中，我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当经常听到某个声音时，实际上它会唤起一种嗅觉记忆、视觉记忆或其他与声音相关的东西。如果找到了正确的声音组合，它真的可以让人产生一种三维世界的错觉，有风吹在脸颊上的感觉，或是滑溜的金属地板的感觉，或是春天走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的感觉。

我们一直在做，直到我们觉得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镜头，都能传达目的。有个声音能代表那个镜头。这部电影像一个巨大的画布，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玩，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因花费时间太多而厌倦它。这部电影节奏很快，所以总感觉我们在几分钟内就跳到了另一个大陆。

是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而且有三个月的时间是在疫情封锁期间。于是我们得理清不同的工作方式，并拿出不同的策略来完成临时混音。

我们必须完成这个项目，我想我们一点也没有错过。到了三月初，洛杉矶很可能会被封锁的事变得非常明显。Andrew Bach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他和华纳兄弟公司合作，提出了一个能在家工作的解决方案。我们只在家工作了5个星期，然后就回到WB，严格按照疫情安全规程进行最后的混音。

RK：确实有些场景是描绘了相同的事件，但观众的视角是不相同的，所以相当于是不同的事情正在发生。走廊打架是例外，因为视觉上它是不同的——摄像机角度，剪辑节奏等——我们会分别对待每一个场景。

RK：诺兰很聪明，他能想象出来所有的一切，而且几乎能把这些想到的一切都拍下来。我真的希望现在它能在影院再次上映，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RK：那个飞机的场景很有挑战性。对于坠入大楼的飞机，我们不希望它是过于具有压迫性的大声。我们也想在里面放点音乐。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要采用什么样的合乎情理的计划，让声音听起来令人兴奋，而不是一种压迫性的感觉。

在震源的最后战斗那个场景也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因为有多个倒转的和非倒转的事件正在发生，而且有的同时发生。我们试图用声音夸大对方的视角。我们尝试使用更疯狂的倒转子弹声、枪声或向前的子弹声就是为了让这种差异更明显。

此外，作曲家Ludwig Göransson在倒转场景的乐谱上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变奏建议。在整个场景中还有很多声音提示，强调了我们在那一刻应该遵循的方向，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

RK：Ludwig的音乐部分做得太棒了。

其实每个场景都有自己的挑战。我在想一个简单的场景，也很有挑战性。火车站里的那个折磨场景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努力，找到的痛苦的声音，而吱吱作响的货运火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他们尖叫，呻吟，发出非常动人的声音。Eric Potter为我们录了一些精彩的火车声。

然后我们进入了印度，我们想让那里尽可能的热闹并真实。印度部分的录音非常棒，我的朋友Vijay Rathinam在印度录了很多这样的场景。这部电影是一场真正的声音盛宴；对于一个热爱声音的人来说，它是如此的有趣。

对于主要的对白，我们几乎严格使用同期声。诺兰喜欢同期声，所以我们在中声道通铺了同期轨。Gary Rizzo在对白部分做得很出色。

RK：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全部情节。对我来说，影片是一个整体。我为每一个时刻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尝试了我们能想到的每一个想法。我为整部电影感到无比自豪，自始至终，非常高兴和感激我能为之努力。